（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中国号称要跟美国打一场“史诗级的贸易战”，前两个回合下来，中国已毫无招架之力。刚刚下令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征收高额关税，中国的头号大豆进口商山东日照集团就宣布破产、轰然倒下，这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近日，《华盛顿邮报》引用美国博钦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吉莫曼（James Zimmerman）的话说，川普继续将中国逼入死角，“现在没有出路，川普没有给中国保留颜面回到谈判桌的余地。通过继续加码，川普事实上在公开要求北京无条件投降”。 与此同时，香港《南华早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应该向川普认输，减少在贸易战中的损失》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美欧投资限制升级之际，中国内部正展开了一些严肃的讨论。大家似乎认识到，强硬派此前制定的宝典似乎没有奏效，北京需要改变战略。“对北京而言，让川普宣布获胜很困难，也很尴尬。但是，有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止损，以期在未来某个时刻获利。” 习近平严重误判了国内国际形势，仅仅就对美国和西方而言，他误判了川普的愿景和决心，误判了美国两党和朝野的同仇敌忾，误判了美国人坚挺的民意和爱国心，误判了西方世界牢固的价值同盟关系。这“四重误判”是被中国“专家”、中国官媒和西方左派媒体“三重误导”的结果，而在中国目前的极权体制下，这又是逻辑推衍之必然结果。 习近平是“三重误导”的起点和终点 极权主义的奇妙之处就是，独裁者本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既是灾难的起点，又是灾难的终点。若没有习近平的刚愎自用，自然就没有底下人的投其所好；而没有底下人的“谎报军情”，也就不会有习近平的纸上谈兵，自以为可以“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上下彼此欺瞒，互相激荡，携手走向深渊。 以中国的“专家”、智囊、智库而论，长袖善舞、大言不惭的胡鞍钢、林毅夫之流，学术水平无足道，惟一的长处是“逢君之恶”，却能风生水起、青云直上。江、胡时代，基本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之遗训，他们所作之恶毕竟有限，只能就中国内政问题发明一些“集体总统制”之类的奇谈怪论。到了习近平时代，既然主人号称要“强起来”，奴才们自然要吹吹打打、炮制五彩斑斓的肥皂泡。于是，“中国超越美国论”大行其道，习近平飘飘然地以为真的可以向美国“亮剑”、逼美国让位了。 以中国官媒或党媒而言，在缺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环境下，那些没有充分市场化的媒体，其生存的第一原则就是如何察言观色、揣摩上意，既然“媒体姓党”，就竭尽所能扮演“喉舌”之角色。尤其是《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胡锡进之类的“小报”和“小人”，这方面的本领可谓炉火纯青。江、胡时代，《环球时报》只能小打小闹、自娱自乐；习时代，《环球时报》俨然取代了外交部发言人，每次对国际事务总能高谈阔论，仿佛在传递来自中南海的圣旨，声调比外交部高出三度。 以西方左派媒体而论，不仅中国人，包括香港、台湾及大部分的海外华人，长期对《纽约时报》、CNN等“左派当道”的西方“主流媒体”深信不疑。他们茫然不知的是，这些左派媒体跟美国社会严重脱节，只是少数“白左”自说自话的园地。这些左派媒体从未估计到川普当选、进而实践其选举承诺，一直深在挫败感中自怜自艾，诋毁川普是其惟一的安慰。从这些媒体上只能看到川普在美国已是天怒人怨，而习近平如果愿意对抗川普的话必定能马到成功——既然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都如是说，习近平还不信以为真吗？ 于是，习近平自信满满地上阵了，这是一场他期待已久的战斗。如果一举击败川普，中国就能取代美国成为左右世界的超级强权。早在二零一五年，中国独立学者杨鲁军就指出：“这几年中美关系总也好不起来，反倒龃龉丛生、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我认为根子在中国，在于中国换了领导人，废了邓在改开年代一以贯之的亲美睦美之国策，而代之以拒美仇美抗美的新国策——天朝重新拾起了将美国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头号敌人的旧旗帜，而且萌动了坐二超一、接管世界、主掌全球的豪情壮志。”习近平早就毫不掩饰地跟所有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俄国、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叙利亚、古巴……只要是美国制裁的对象，中国立即伸出橄榄枝，输血帮助其渡过难关。 美国不会无动于衷，美国敏锐地捕捉到了习近平一次次释放出来的挑战美国信号。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川普在国会中期竞选造势活动中，在谈及中美贸易战时，直言不讳的向数万支持者说：“不，这不是贸易战，是我们在打败苏联之后遇到的又一个强大敌人。”不是美国要把中国当敌人，而是中国一直沖在最前面，自告奋勇地要当美国的敌人。所以，中美之间，与其说是在打一场贸易战，不如说是在打一场堪比美苏冷战的“全面战争”，这是一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生死之战。 习近平误判川普的愿景和决心 川普当选后，中国央视邀请一批顶级的专家讨论中美关系前景。主持人为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李稻葵。李稻葵认为，川普当选意味着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甚至用“父母离婚”这个轻佻的比喻，并得意洋洋地询问在场的一位美籍华人说：“我问你一个个人问题，你父母都离婚了，你想不想干脆就找另外一个家，干脆就移民了，来我们中国，放弃美国国籍了？”其骄狂无理、无知无畏，溢于言表。 在场的研究美国的权威人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主编、外交部公共外交谘询委员会委员阮宗泽侃侃而谈，认为川普当选对中国有利，原因有三：第一，中国更愿意跟共和党打交道，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期间批评中国最多，但当选之后转变最大，比如尼克森不仅是改变了中美关系，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川普也说他要改变，美国人老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改变世界，这一点正好对中国有利。第二，从川普的经历和职业可以看，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没有历史包袱。相反，希拉蕊跟中国打交道是有沉重的包袱的，她当国务卿期间批评过中国。第三，中国喜欢跟房地产商打交道，房地产商在中国是最有前途的职业。现在房地产商成了美国的总统，中国跟房地产商打交道最有信心。 如果中国的“专家”们个个都像李稻葵、阮宗泽这样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的对美战略自然就“不战而败”了。 果然，中国以对待本国房地产商的方式拉拢、收编川普，以为给这个商人总统小恩小惠，就能让其乖乖就范。川普刚一上台，中国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就批准38个“特朗普”商标，相关商品服务涉及酒店、餐饮、保险、建筑及保安等众多行业。商标局公布的资讯显示，这些商标的申请人中文名为“唐纳？川普”、英文名Donald J. Trump，申请人地址正是纽约的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中国有不少以“特朗普”、“川普”、“Trump”为名的商品，最为知名的是一款“TRUMP”牌马桶（商家称意指“王牌”）。自2006年开始，川普便委托律师取回相关商标的拥有和使用权，但不少都遭到中国法院驳回。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这些商标迅速获得审批。 中国驻美使馆还特别邀请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参加春节联欢活动，伊万卡的孩子穿上唐装背唐诗的场景满足了中国的虚荣心——后来，这一幕还在川普访华时再现过，习近平看到金发碧眼的美国孩童在紫禁城的表演，似乎川普一家都被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征服，犹如看到万国来朝的乾隆皇帝一样心花怒放。 惯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中国，其外交政策的基点从清末到现在没有任何进步。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琦善向英国全权特使和英军指挥官送去美味佳餚、满汉全席，认为讨好了对方的口腹之欲，就能让对方乖乖退兵。结果，英国人吃完了鱼翅海参，照打不误。 川普没有被中国的伎俩搞定。等到贸易战开打，川普寸步不让，此前口口声声说川普当选对中国是利好消息的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立即变脸说：“川普是个残忍的战略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战役，然后集中在又一个战役，施加空前程度压力，空前程度威胁，间或又给你小甜枣吃。”好像他此前蔑视川普的言论都凭空消失了。 当习近平发现，川普不是奥巴马的时候，他已经骑虎难下了。…

中美贸易战的最后阶段好像临近了。特朗普总统用真货——美国的实力——打赌，显然占了上风，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做出的让步将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如果协议能达成的话，最终宣布的时候，特朗普肯定会在Twitter上大肆炫耀，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在他本人以及政策方面陷入麻烦的情况下，夯实自己的连任资格。对习近平来说，几乎任何协议都可能意味着大丢面子。 习近平上任时，中国还处于其所谓的经济奇迹的鼎盛时期（而美国却尚未摆脱2008～2009年大衰退后遗症的影响）。习近平在2012年底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013年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反腐败运动立刻大受欢迎。他提出了“中国梦”，这个让国家和人民富强安康的模糊愿景似乎点燃了许多公民的热情。他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那只会取悦有帝国渴望的中国汉族大多数。 但是，在一个没有明显反对声音、禁止“妄议中央”的国家，做这些逞强表演并不难。另一方面，贸易战提供了第一次真正判定习近平领导能力的机会。而且，他的表现也许看来并不好——即使你认为与贸易战有关的挫折不重要。 首先，习近平根本没有管理好美中关系。相比之下，自从这个共产主义国家1949年成立以来，每位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这些关系至关重要，都努力改善它们，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1971年，毛泽东为打破僵局，筹划了乒乓外交，尼克松总统在中国与苏联的对峙时支持了毛泽东。邓小平竭尽全力向美国示好，吉米·卡特总统在1979年把与中国的正式关系从台北转移到北京。20世纪80年代，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邀请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美国经济学家访问中国，为政府提建议；此后，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开始流入中国。1997年，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参观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时候，他还戴上了一顶殖民地时代的三角帽。接下来，比尔·克林顿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助了一臂之力。 2003至2013年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最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的开放（和天真）。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给美国造成了失控的双边贸易逆差。孔子学院这个既是语言学校、又是影响代理机构构成的网络，开始在美国的大学和高中生根发芽。（如今已有100多所孔子学院遍布美国。）中国风险投资家带着从美国金融市场筹集的资金涌入硅谷，然后悄悄地吸走了美国的尖端技术，将其注入中国自己的高技术基地。 但习近平一直在声势浩大地坚持强硬路线。在他的领导下，反美言论在官方媒体流传。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要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中国政府对台湾、在南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还派遣中国战舰穿过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的美国海域。（虽然中国政府声称，那只是在行使国际公认的“无害通过”权，但此举显然是在炫耀武力。） 北京的国家当局试图笼络中国的大批海外侨民，希望建立一个有助于在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并将高技术从那些国家转移出来的网络。为此，他们既采取了公开策略，比如官方的招揽项目“千人计划”，也采取了由中共的影响机器统一战线负责的秘密行动。 这些努力在一些美国人当中敲响了警钟。知名学者和前美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两个小组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提出，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这些小组的成员都属于温和派，大都对中国怀有好感。然而，他们的一些建议与特朗普政府中鹰派的观点不谋而合，鹰派人士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和安全威胁。习近平对这种巨变显然毫无觉察，特朗普用关税战打击中国的做法让习近平措手不及。 中美两国的争端正在亚洲其他地方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产生连锁反应。上月的中欧布鲁塞尔峰会后，中国同意“改善”欧盟国家的市场准入，停止强制欧盟企业转让技术，并讨论减少政府对中国企业提供补贴的可能性（其他国家的政府认为这种补贴对外国企业构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尽管这些让步是用联合声明的那种温和、相互承诺的语言做出的，但它们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挫折，将削弱中国的全球野心。 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时代呢？也许历史提供了答案。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开始挑战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希望推翻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的强大力量。毛泽东也在寻求全球主导地位，这符合中国的皇帝是普天下合法统治者的传统概念。但毛泽东自不量力；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强大。苏联取消对中国的援助计划、撤走在华技术专家的决定，给中国表现不佳的社会主义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 与毛泽东的苏联做法相似，习近平可能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上来得太猛、太早了点。 习近平的第二个主要的不足是，他未能提出一套前后一致的政策，来阻止中国经济在多年的出色表现之后进入长期下行。中国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28年来最低的。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6.4%，与1993年同期的15.4%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差甚远。虽然6.4%的增长率会让许多西方国家羡慕，但是，增长率的这种下降应该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担忧，因为这突显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萎缩，以及总债务与GDP的比值已在2018年第一季度接近300%。日本银行野村证券(Nomura)估计，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违约率在2017年至2018年间翻了两番。 受人口结构和债务的拖累，中国几乎无法通过更多的私人投资和消费来增长经济。更糟糕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已经存在巨大的过剩产能（比如新建的鬼城），政府的刺激措施并不十分有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一万亿元人民币的信贷能制造一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产出；到2017年时，这一比例为3.5比1。 然而，习近平在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上几乎没做什么。 虽然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严重人口问题的证据已经很明显了，但习近平只是在2016年用二胎政策取代了独生子女政策。这远远不够，而且也太晚了。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自改变政策以来一直在下降。2018年的新生儿数量是1961年以来最低的，而1961年曾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习近平2015年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比他的前任在2009年推出的紧急救援计划的数额高出25%，2009年的计划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就在习近平一直在口头上表示有必要让经济摆脱依赖政府投资的同时，据《福布斯》的一篇文章，仅在今年1月和2月，他的政府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供新贷款和新融资超过了2015年的总和。 人们对习近平的第三个批评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促成或纵容了中国公民和实体在世界各地的某些行为，这些行为既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也有损自身的道德结构。 以知识产权为例。美国似乎掌握了确凿证据，表明中国王牌高技术公司华为有奖励员工窃取知识产权的政策。而且，正如我以前所写，根据中国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这种政策得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强制性的。 传统上，理想的中国是一个坚守严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儒家国家。然而，虽然习近平在国内大力打击腐败，但他却在国外鼓励道德堕落；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爱国贼的国家。可以说，所有的华人都因此丢了面子，现在，海外的无辜者可能会受到草率的牵连。 人们普遍把习近平视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去年修订宪法后，他有可能终身担任国家主席——除非他在领导上的严重失误给了国内对手让他下台的足够理由。 来源：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经过多年的明查暗访，梳理出万达集团背后的权贵家族。目前已经找到的，至少有如下几个： ◇习近平家族 习包子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都是万达集团的早期股东——两人在2009年花2860万美元买入万达集团的股份。到了2013年，习呆呆高调反腐，齐桥桥和邓家贵为了避嫌，把他俩持有的万达股份转让给别人，售价约2.4亿美元。虽然涨了8.5倍，但是跟后面几位更早期的股东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值得一提的是：股权转让的对象，是一个已经在邓家贵的公司工作了15年的职员。所以，非常有可能——那人只是邓家贵夫妇的“白手套”（就是代为持股，如此一来，邓家贵夫妇的姓名就不会出现） ◇温家宝家族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英文名：Winston Wen）是新天域资本创始人。新天域资本旗下的一家投资基金，在2010年入股万达集团，其持有的股份如今价值约5.26亿美元。 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化名：常丽丽/Lily Chang），通过商业伙伴金怡，在2009年入股万达集团，如今价值约2.5亿美元。很明显，这个名叫“金怡”的所谓商业伙伴，其实是温如春的“白手套”。 ◇贾庆林家族 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利用他控制的五谷丰投资咨询公司，于2010年12月买入万达旗下连锁影城价值900万美元的股份。如今这些股份升值到1.31亿美元。 李伯潭的白手套是“潘永斌”，他公司里面的一个普通工人。 ◇王兆国家族 王兆国儿子王新宇，利用他控制的铭豪控股，在2007年持有万达集团 2.5% 的股份。当时花了不到50万美元，如今价值约6.4亿美元。 之后，王新宇把这些股份转让给王兆国的外甥女杨欣。据猜测：杨欣是王新宇的“白手套”。 ◇胡锦涛家族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从2008年开始担任清华控股的党委书记。而清华控股旗下的某个投资基金，在那段时间成为万达集团的早期股东。 《纽约时报》的记者尚未找到证据证明胡海峰从中受益（当然啦，“没找到”不等于“没有”）。目前暂且认为，胡海峰是可疑的对象。因此，下面那张图中【尚未】包括胡锦涛家族。

近平的贪腐很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与中国历代大贪官不同，习家对贪腐事先有“顶层设计”：1）习仲勋在家庭会议上要求四个子女除了习近平当官之外，其他三个全部移民。2）习的兄弟姊妹移民后又全部在中国发财。3）习家财富有意识地藏匿国外。4）习家白手套都选择最顶级企业家操盘，王健林、肖建华。 习近平家族财富帝国：1）远为系列。多在金融、证券和房地产。如深圳远为和建银远为。2）秦川大地系列。多在政府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如北京秦川大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与各地政府城投合资企业。3）新邮通。这是习家深耕领域。主要依靠权力影响取得国有三大电信公司进口代理和部分OEM。 习近平家族对中国社会财富的掠夺远超人们的想象。尽管习家放风2013年已退出，但是，绝大部分习家公司只是将法人换成了手下员工代持。 习近平家族企业去向初探：1）因入股万达而闻名的“北京秦川大地”由员工徐再胜代持。2）以倒煤著称“北京秦川大地能源公司”由员工曹永辉代持。3）北京中民信房地产仍然在齐桥桥邓家贵名下。4）深圳远为实业、远为投资也在他们夫妇名下。5）二姐夫吴龙的“新邮通”系列竟然抹去之前的工商信息。 习近平家族18大资产迅猛增长，并非像习家对外放风企业已卖。今天谁都能查到习家控制的中国上市公司和远为投资系。 习家的企业真的都卖了吗？这是个谎言。2013年习近平通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信息：习近平严于律己，习家企业全部卖出。除了《纽约时报》调查发现都是假卖实际上是员工代持之外，发现一起继续实名持有股份的案例：齐桥桥女儿张燕楠所持合康变频股份只是降到5%以下，便于不再必须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