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 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迭连声地称赞。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 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8月17日，1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15岁。 三、“破四旧”。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术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临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6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3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审”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 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 送去。…

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屠杀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从军队“支左”到“武装剿匪” 追溯文革中军队对平民屠杀的根源，来自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一月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支左”命令。当时广西和全国一样，都已经分为两大派“造反”群众组织。但究竟谁是“左派”？毛从没有明说，军队根本搞不清楚。因而“支左”只能成为“支派”。因为和地方政府的多年紧密关系，军队一般都厌恶和反感造反的群众组织，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地方的“保守势力”。一九六七年的广西军区就是死保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韦国清的“联指”的坚定支持者，为此和“四‧二二”的造反派冲突不断。尽管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毛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支左”之说的错误，发布了最新指示说两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是军队和造反派的矛盾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其实是很难调解了。对此，毛非但不认识自己的战略错误，反而把责任推向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中的“坏人”。一九六八年四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文革实质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这就给了军队以它熟悉的解放初期的暴力土改、镇反剿匪的政治模式来解决两派问题的机会。根据这些以往“对敌斗争”的思维原型，军队很容易把它不支持的一方群众组织当作“反革命”和“土匪”来武装镇压，从而制造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来。而毛泽东为了尽快在“全国实现一片红”，又对军队的这些做法取纵容和批准的态度，广西军区对“四‧二二”一派的大屠杀，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不择手段的谋杀和诱杀 军队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任何一派都可能使武器流入群众组织，使双方一般性的肢体冲突向真枪实弹的战争演变。从一九六七年夏到一九六八年春，广西就处于两派的“武化大革命”之中。但文革后的清查确定，两派武斗中的死人不过三千多人，其余的近十万人都是死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后军队直接或组织的大屠杀中。 其实，在毛一九六八年四月关于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发表前后，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司令欧致富就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一起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内定：“四‧二二”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必须加以武装消灭。他们同时认定：毛要抛弃造反派依靠军队来稳定全国局面了。这样，广西军队对反对派群众屠杀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谋杀，即构筑了一个个的阴谋，准备一步步把对立派群众引入政治陷阱加以猎杀。就连毛直接批准的、镇压“四二二”一派群众的尚方宝剑“七‧三报告”，也为民间研究中认定为广西军区有意引导身陷绝境中的“四‧二二”铤而走险，抢劫“援越物资”，然后再上报中央，进而歼之。或许因为这一阴谋实在太骇人听闻，文革后的清查便回避了具体史实，只是笼统地定为韦国清等人“诬陷小派抢劫援越物资”了之。 广西军区在直接镇压“四‧二二”时有过六个著名的案例，它们是（1）“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地区分部”案（1968.4）（2）上思县“枯那反革命暴乱事件”（1968.5）（3）攻打南宁区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流血事件（1968.7）（4）凤山县武装剿匪（1968.8）（5）桂林大屠杀（1968.8）（6）巴马瑶族自治县政治土匪案（1970.5）。仅在上述武装镇压中，广西军区就动用了超过两个正规师建制、三十多个连的兵力。众所周知，文革中哪怕动用一个排的兵力都要得到毛的直接批准，为什么广西军区会一路绿灯呢？简单地说就是他们投毛所好，阴谋杀人。举一九六八年四月的“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地区分部”案为例，当时军区在打给中央军委的用兵报告中伪造罪证、把群众组织完全描绘成“一小撮在农村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尽管文革后的复查查明上述罪名纯属捏造，但在当时来说，这些罪名简直是毛的最新指示的最准确的阐释和具体的翻版，当然使龙心大悦，得到了毛中央对武装围剿的批准。 广西“四‧二二”是一个全省性的有数十万成员的群众组织，仅仅剿灭一个数百人的“上石农总”是远远不够的。于是，韦国清和广西军队便开始制造全省性的假案大案，以便对“四‧二二”的群众全面下手镇压。其中这一类的全省性的假案，就有“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南宁纵火案”等等。举借揪“反共救国团”为名义的凤山“剿匪”为例，在当地就造成“四‧二二”的“大小头头大部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六千人左右，批斗了五千多人，杀死了二千七百到三千人。 除了不择手段的谋杀，还有更卑鄙的诱杀。如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下午，在凤山“剿匪”攻打“江洲洞”时，因为洞内工事坚固和一百四十余名群众的抵抗，屡攻不下。于是，六九一一部队和凤山、巴马、凌云、乐业县的人武部负责人便采取欺骗手法，派人进洞谈判，保障洞内四‧二二派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全部财产不受损失”。而当洞内群众解除武装出洞投降后，他们马上撕毁协议、背信弃义，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大肆枪杀，计达六十人之多，造成后来闻名全省的“江洲洞惨案”。这类由军队配合，武装民兵动手的大规模的“杀俘虏”现象是广西文革非正常死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一九六八年七──八月，南宁市警备区在动用正规军攻打“四‧二二”占领的区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流血事件里，共有俘虏九千六百人，其中二千三百二十四人被先后杀害，竟占了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更有甚者，在上述一九七○年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政治剿匪中，为了把逃命上山的群众极大程度地污名化，并合法地就地枪决灭口，广西河池军分区的领导竟匪夷所思地派遣特工上山，伪称是来自台湾情报组织：“还到巴马县印刷厂印了蒋台特务组织的‘委任状’。委任李秀德（上山人员）为‘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委任谭冠业（上山人员）为巴马地区‘讨毛救国大队长’等。覃瑞明上山后，按‘剿匪’指挥部的意图，对上山人员说，他已同台湾特务取得联系，并出示传单和‘委任状’，还说台湾准备派特务来把他们接去台湾，路线是：巴马──南宁──香港──台湾，叫他们作好准备。”最后，军队又在“接应”他们下山时设伏，全部以通“蒋匪”的罪名枪杀，不留活口。 劣迹斑斑的军队“支左”干部 广西军区的支左干部绝不是“雷锋”。机密档案揭示：这些支左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例如，宾阳县于七月二十四日成立落实“七‧三”报告领导小组，由王建勋（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会主任）、王贵增（武装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黄智源（六九四九部队营教导员）、凌文华（六九四九部队炮营教导员）四人组成。在他们的策划指挥下，一个月不到该县就乱打乱杀和逼死了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王建勋还嫌在宾阳先杀得不够，跑到隔壁的杀人较少的邕宁县去表示愿意派兵去帮忙杀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一百五十八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粉饰为“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该县乱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县供销社干部陈玉良，将灌阳乱杀人情况反映到中央，以此为主要原因被投入监狱……。 在上思县所谓的“剿匪”中，“县武装部长段正邦是直接指挥杀人的罪魁，普遍挖肝，在革委会吃人肉。有轮奸致死的、杀夫占妻、杀父占女的，武装部科长韦正宣到堤高大队指挥杀死六十多人。那坦大队民兵营长马仕琼杀人四十多个，强奸妇女二十多人。上思县被称为“土匪”的干部五百一十七人，群众一千一百五十三人。”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机密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驻靖西县支左军人伍祥胜、曾克昭，盗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军”名义，由曾克昭执笔伪造了一封信寄给黄小林（靖西县委书记），要黄站到“四‧二二”一边支持靖西“造反大军”。此后，他们便以此信为借口，诬陷黄小林参加派性活动，以致“联指”派将黄活活打死。 无恶不作的军人大多逃脱惩罚 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申，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 文章转自《动向》杂志

作者：吴若愚 ( 广西 ) (一) 大屠杀背景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 一九”声明的大字报后，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分裂为两大派：“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和“4· 22”(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 “联指”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4· 22”则是支伍反韦的造反派。 “4· 22”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联指”则与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军队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随著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 22”。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4· 22” 的红色恐怖。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二)大屠杀概况 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就是“保皇派”的“联指”对“造反派”的“4· 22”和同情“4· 22”的群众以及无辜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屠杀，是以“革命”的名义的屠杀。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枣“4· 22”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1967年年底玉林“4· 22”的“福绵事件”后，1968年1月4日玉林“4· 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1967年秋冬，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即4·…